《巴黎评论》也因此而迅速为自己在法国文学界乃至国际文学界赢得了极大的声望。

昨天对林朝阳发出访谈邀请的《文学杂志》在法国名声不俗，但跟《巴黎评论》比起来却相形见绌。

《文学杂志》的影响力仅限于法国，而《巴黎评论》的影响力却是国际性的，尤其是它的“作家访谈”系列更是刊物的王牌栏目。

如果有人要推举一份当代最具专业性与声望的文学刊物，《巴黎评论》也许不是第一，但必定榜上有名。

国际上不少知名作家将它誉为二十世纪少数几份真正重要的文学杂志之一，许多欧美国家的作家也都以作品能够登上《巴黎评论》或被《巴黎评论》访谈为荣。

林朝阳猜想，这大概就是伽利玛出版社对他拒绝了格拉塞出版社的示好或者叫诚意吧。

其实这也是林朝阳之所以会拒绝格拉塞出版社，而坚定选择伽利玛出版社的原因。

格拉塞出版社的版税条件确实要比伽利玛出版社给的优厚了一点，但伽利玛出版社却有着格拉塞出版社比拟不了的优势。

伽利玛出版社旗下拥有着《无限》《新法兰西》等几份颇具份量的文学杂志，之前没少为林朝阳摇旗呐喊，应该说是为林朝阳获得勒诺多文学奖提供了一定的帮助的。

就连伊桑·罗杰斯刚才所提到的《巴黎评论》也与伽利玛出版社有着很好的关系。

《巴黎评论》虽然名叫“巴黎”，但却是由一群美国人创办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诞生了“垮掉的一代”。

这些青年人性格粗犷豪放、落拓不羁，他们生活简单、不修边幅。

喜穿奇装异服，厌弃工作和学业。

拒绝承担任何社会义务，以浪迹天涯为乐，反对一切世俗陈规和垄断资本统治，抵制对外侵略和种族隔离。

这其中有一群家境优渥的青年，他们都是毕业于哈佛、耶鲁等名校的富家子弟，拥有着较高的文学素养和艺术追求。

冷战的兴起导致麦肯锡主义在美国社会当道，使得这群人与美国的社会现实变得格格不入。

于是乎这群人聚到了一起，来到了巴黎，创办了《巴黎评论》。

在创办早期，《巴黎评论》的运营很艰难，他们没钱租办公室，只能借伽利玛出版社的两个空房间。

因而伽利玛出版社也与《巴黎评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哪怕《巴黎评论》编辑部早在七十年代便搬回了美国，但双方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交往。

林朝阳本来在欧美文学界并没有什么名气，现在有了勒诺多文学奖的加持，上个《巴黎评论》倒不是什么问题。

不过伊桑·罗杰斯少不得要动用一点人情，毕竟是临时起意的举动，需要《巴黎评论》方面的配合。

伊桑·罗杰斯以此来回报林朝阳对伽利玛出版社的坚定选择，也算是诚意十足了。

能够登上《巴黎评论》的“作家访谈”，也是一种对于林朝阳在国际文坛影响力的认可。

在伽利玛出版社待了一个上午，午饭后林朝阳又回到酒店接受了《文学杂志》的访谈。

次日，来接林朝阳的变成了待使馆的周秘书。

今天上午待使馆为他在巴黎师专安排了一场交流活动，下午则是一场单独的与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们的交流。

到了晚上，邹待使特地在待使馆为林朝阳举办了庆祝晚宴。

接着林朝阳又在巴黎游玩了两天，期间又有不少欧洲其他国家的出版社找到了他，林朝阳签署了几份出版合同。

闲暇之余还参加了一场由伽利玛出版社举办的作家聚会，刚刚获得勒诺多文学奖的他自然成为了聚会的焦点，引来了不少人的关注和讨论，也认识了一些法国本土作家。

来到巴黎的第六天，林朝阳等来了《巴黎评论》的编辑普林普顿。

普林斯顿是《巴黎评论》的元老，也是“作家访谈”栏目的第一任编辑，多年来访问了上百位国际上知名的作家。

见到林朝阳，普林斯顿的第一反应是“年轻”。

“我想冒昧的问一句你的年纪。”

“我是1958年生人。”

普林斯顿面露惊叹之色，“你大概是我采访的这么多作家当中，最年轻的一位了。”

“这算是一种褒奖吗？”林朝阳玩笑着问道。

“当然！”普林斯顿神色认真，“年轻可是一种稀有的资本。”

普林斯顿做访谈的经验非常丰富，轻而易举的便跟林朝阳找到了话题。

然后话题由浅入深，逐渐由日常生活过渡到了文学创作以及思想层面。

采访进入中段，普林斯顿掏出一部英文版的《楚门的世界》。

“我看过你你这部小说的改编电影，拍的相当出色。

英文版的小说最近几天才出版，我是上飞机前才买到的，还没看完，不过我大胆的认为这确实是一部非常杰出的作品。

这部小说的灵感来自于哪里？是你对政治体制的不满？或者是对社会现象的讽刺？”

“只是看电视一闪而过的灵感，其实这种灵感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可能每个人都会有那样的闪念，只不过我抓住了它而已。”

普林斯顿又问：“我采访过很多作家，在很多人的口中，文学是很神圣且庄重的事。但通过和你的交谈，在你的观念里这样的‘神圣’似乎并不存在。”

“是这样的。”林朝阳直言不讳的回答。

“那么，你觉得文学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问这句话的时候，普林斯顿的神色间露出几分郑重。

林朝阳的眼神也凝重了起来，“文学吗？大概是一种寄托。”

“寄托？”

“心之所想，神之所念，我们的精神总要有一个出口，但它并不多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