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平二年三月底，在衡量了国内外局势和各方势力后，英宗皇帝正式宣布进行全国改革变法。

推行的新政中包括：货币统一、清丈土地、一条鞭法、兴修水利、士绅一体当差纳粮、农转商免息借贷等。

而在一条鞭法中，韩明在和旧派官员的‘交流’中，大致将其归纳为‘合并赋税’的意思，尽量减少其中包含的‘摊丁入亩’的部分。

这样也是为了缓解旧派官员对于新政的抨击和阻拦，至于一条鞭法落实后，未来会不会深入改革，那就是另说了。

在正式推进改革中，韩明为了给官员起一个标杆的作用，直接将陕西路和江西路作为首要的试点。

这两地，皆是韩明当初崛起的底子，就连当初的手下还在本地徘徊呢。

政令抵达的当日，陕西路下辖的永兴军路、秦凤路，以及江南西路，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改革浪潮。

薛向、陈晗、蔡挺、曾奉先这些经历过韩明调教的官员，都能够很好的理解这位曾经上司的想法。

不过短短一个月时间，至四月底，江南西路和陕西路共清查出近一倍的多余土地。

两地税制合并后，预计年中的大宋税收将会比治平元年的一整年都要多出两倍。

这个上报的计数奏报让朝廷上下彻底陷入了疯狂，没有人想到仅仅是陕西、江西两地的税收就能达成这个地步。

同时也让不少多年不曾外放地方的官员认识到大宋土地兼并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南方为何叛乱不止的缘由。

大部分有识之士立马转换阵营，选择支持韩明的新政，甚至要求主动外迁地方推动新政。

如此一来，整个朝廷旧派又被分化团结一部分，使得对于新政的怨念深重的旧派一下子力量削弱不少。

英宗皇帝等人见到仅仅是两路的财政税收就抵得上大宋过去一年的总和，不由得坚定了韩明的新政路子。

随后展开的收缴货币中，除了个别嫌弃麻烦的埋怨声外并没有太多问题。

毕竟大宋流通的年号货币太多，收缴完毕后，按照各地的量需供求，再铸造相应的‘庆历重宝’，这也是一件于国于民方便的事情。

同一时间一起推进的‘士绅一体当差纳粮’、‘农转商免息借贷’等政策的出台，也让地方的各大士绅阶级骂起了娘。

前者的政策解析让他们不得不钻进韩明设下的陷阱，你要是不想执行可以，官府直接在当地将其列入所谓‘征信黑名单’。

告诉广大百姓你家的龌龊、不道德、不积善的真面目，使得士绅家族道德信誉崩塌、名望受损。

这样一来，表面笑嘻嘻，心里妈卖批的常态就在全国各地频频发生。

后者对于‘农转商免息借贷’的政策，让不少失去土地的百姓农民看到了一丝曙光，当然也让久经战阵的士绅阶层看见了另一种利益大蛋糕。

朝廷的意思很明显，对于清丈土地多余的土地，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依旧归属于士绅阶层，但是这些土地必须上税。

土地多的多纳税，土地少的少纳税；没有土地的，不交税。

同时对于没有土地的流民，免费发放免息贷款，鼓励其进入市场进行创业买卖运营。

反正就是一句话，必须要让大宋每一个人的腰包里，能赚到几串铜板的同时，吃上一口饭。

为此，韩明特意要求江浙地区培育新的一批占城稻种子，然后在南方等适宜地区全面推广。

对于‘占城稻’这类农作物，可以看做是康乾盛世促进人口增长的红薯、土豆的同类。

它出产于中南半岛，真宗大中祥符 (1008—1021) 年间从福建推广于江淮、两浙等路。

其特性在于：一是“耐旱”；二是适应性强，“不择地而生”；三是生长期短，自种至收仅五十余日。

这就有效能够使得大宋百姓的肚子得到温饱，稳定社会阶层的矛盾，同时促进人口的增长。

韩明在清理出的大部分南方土地上都要求种植该产物，同时也在寻觅良机，看看能否组织船队出海跨洋，到美洲引进番薯、土豆等高产农作物。

只有这些高产农作物打底，大宋在未来各种天灾人祸的危机下，才能保持自身的稳定性，有效抗击各种问题。

但是对于出海的问题，韩明还是慎之又慎，毕竟现在还没有精力外派船队。

这样一来，只能从中南半岛以及东南亚地区寻找合适的农作物，提高大宋内部的粮食产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