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不长，行里的司机老包开着海狮面包过来了，带来了支票，还有行长专用的水杯、 茶叶等，顺便把行长夫人带了回去。

由于孩子们无法及时赶到，我就作为了银行方面，或者家属方面的照顾人员，留在了孙行长的房间。

这时的孙行长，因为催吐与洗胃的急救进行完毕，验血也没有发现新的变化，于是就从急救室转到了普通病房。

病房里共有三个床位，孙行长在中间的位置。

医院的病房也是分级别的，顶楼是正县级及以上干部的专用病房，单人单间单人护士医生照顾，下面才是普通病房。

孙行长虽然是企业与经济领域众星捧月的行长，但是也只达到了正科级，所以只能住在普通病房里。

虽然脱离了危险，但是按照医生要求，为了预防万一，还是继续输液。但

经过这一番可着劲的折腾，他也实在是累了，已经睡着，而且睡的很熟，甚至非常安静的打起了呼噜。

普遍病床上也有病号，也在午睡中。

看着行长疲惫的脸，我不觉也有点睡意了。但是，人来人往的，根本睡不着。于是，又想起了自己与自己家的境遇。

我爷爷也是比较喜欢喝酒的，但是酒量不大，二三两就放倒了。

他年轻时候，跟随於陵著名的一马三司令打过倭寇，在什么井子战役中腿部受了重伤被迫回家治疗，虽然挽回了生命，但是每逢阴雨天就腿疼，慢慢喝酒祛风湿。

此外，他的妻子，也就是我的奶奶却在不久后因为难产去世，他的小姨子又嫁给了我爷爷，为金家生下了两儿一女，也就是我父亲我叔叔，和我姑姑。但是，不久后再次因为难产去世。他就此伤心欲绝，再也不想续娶，就他一个人独立拉扯三个子女过活。

儿女成家了，他却像现在的孙行长那样有了酒瘾，在提倡“均贫穷”的年代，他就连酒钱也支不起，只好以拒绝入社保留下来的土地的微薄产出作为生活来源。后来到了彻底“均贫穷”的年代，就连集市也被取缔，他的生活陷入绝路，就此不幸身亡。

但是，他从来没有去寻找当年的老领导等寻求补助，当家人与邻里劝他找补助的时候，他却连可以伤残证明也被他付之一炬，说：

“阵地上死的人多了，我是活一天赚一天，是幸运的。谁也不要再提这件事！”

爷爷的骨气我很佩服，也激励我前行。整个就学期间我努力把握，终于成为了家族第一个大学生。

但是拒绝组织补助却让我感到不解，也不愿效仿这件事，因为，毕竟人生离不开社会，互相依存非常重要，即使有风波，也是提高与锻炼自己的机会。

例如，现在银行的人事变动，就很让我感触。

人事科的赵科长是军队裁军中所部裁撤后转业到银行的，本来是正营级 ，按照高职低配的原则安排为正股级科长，却享受与行长一样级别的营级（正科）工资待遇。

李娟是一个纺织企业的原工会工作人员，不知道通过什么人的途径调到银行的。

孙行长是年轻时就在银行工作，可以说是从出纳员开始，走遍了储蓄、信贷、计划、会计等几乎所有业务部门，逐步提拔起来的业务型干部。他对人对物都比较公正，也没有自己的小圈子，如果有的话也就是和他同时进行工作的那些老同志了。

他年近五十，孩子也不在身边，据说已经有离开於陵到孩子身边的打算，只是一直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将来他离开，会是空降行长，还是原地提拔，大家一直在猜测。

但是，无风不起浪，孙行长的离开是肯定的，这只是时间问题。

外面走廊上的脚步声突然急促响起，声音也开始嘈杂，值班院长和他们一起走过来。

从对话中我听出来了，这是几个副行长一起过来，他们是一起过来看孙行长的。

我赶紧站起来开门，站在门边请他们赶紧进来。

很有意思的是，即使是探望病人，他们进门次序也都是按照排定的顺序依次进门，显示了事业化级别企业化管理单位的的特殊性。

艾行长，这位从溜博市群山区调过来的副行长走在最前列。

他三十多岁，原是群山区办事处出纳科的科长，面皮白净，说话总带笑脸。他与溜博市分行的主要领导是同乡，按照他们当地的排列，各位群山籍银行系统的领导人中，据说排行第二，号称“二哥”。

排列第二位的副行长姓朱，是於陵当地从基层一步步提拔的，是从大院因为“招干”考到银行的，也算是属于本土派，也得到以当地人为主的於陵办事处人员大家的普遍认可，同时也一度普遍认为会是接替孙行长的瞩目人选。

第三个进入的是牛行长。

他进行仅有几年时间，与赵科长一样都属于军转干部，也是营级转业。但是，由于他年龄比较大，而且业务最生疏，大家普遍认为，他是最不可能的接替人选。

拿凳子坐好后，艾行长首先问是什么情况。我就如实的把误喝农药与治疗情况说了一遍，特别强调了一下，由于送医迅速，原因明确，所以，基本没有大的危险，观察几天后就可以出院。

艾行长颇有深意的看了我一下，我赶紧走到床前想把孙行长喊醒。他摆了摆手，表示制止，然后回头对几位副行长说：

“这也太丢人了，喝酒喝到这个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