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跃民悠然自得地重新拿起话筒，嘴角微微上扬，似笑非笑地调侃起来“喂！我的媳妇儿，今儿个找我有啥事儿啊？是不是我了啊？想我你就说出来，不要不好意思。”

钟跃民那戏谑的语气仿佛能透过电话线传到周晓白的耳朵里。

电话那头的周晓白听到之后，脸颊顿时泛起一抹淡淡的红晕，她略显羞涩地嗔怪道“跃民，你整天就知道胡说八道！闺女和儿子可就在边上呢！”

周晓白一边说着，一边不自觉地用手捂住话筒，生怕孩子们听到更多不该听的话。

这时，一旁的小诗画却像只古灵精怪的小猴子一样，敏捷地凑到话筒跟前，扯着嗓子大喊道“妈妈，我什么都没听见哟！”

喊完之后，小丫头还不忘调皮地眨了眨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模样甚是可爱。

而年幼的小海宸见姐姐如此这般，虽不太理解其中深意，但也有样学样地跟着嚷嚷起来“妈妈，我也没有听到哦！”

两个小家伙天真无邪的童声交织在一起，宛如一曲动听的交响乐，让钟跃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得意洋洋地放声大笑起来。

周晓白听到孩子们天真烂漫的话语，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恼羞成怒的情绪。她娇嗔地对着电话吼道“钟跃民，你看看你，尽会教坏孩子！我这儿可有正事儿要跟你讲呢！”

钟跃民收敛起笑意，认真地说道“嘿嘿媳妇儿，你说吧，我听着呢！”

周晓白轻轻清了清嗓子，再次开口时，语气中带着几分撒娇的意味，却也更加直接了当“跃民，我听李奎勇说，你打算涉足农业，准备收购鲜蒜来腌制糖蒜，这事儿是真的吗？”

钟跃民坐在沙发上，双腿随意地交叠着，脸上挂着那标志性的、温暖人心的笑容“没错，是有这么回事。我想试试看，看看能不能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呢。”

周晓白闻言，嘴角微微上扬，眼中闪过一丝狡黠。“跃民啊，你可是堂堂的大学教授，平时忙着教书育人，研究学术，哪里有时间去腌制什么糖蒜呢？这事儿听起来就有些不靠谱。”

钟跃民哈哈一笑，眼神中满是宠溺“媳妇儿，你这是在担心我吗？放心，我自有分寸。不过嘛，既然你这么说了，肯定是有什么想法，对吧？直接说出来，你要是有什么要求，我肯定会答应的。”

周晓白见钟跃民如此开明，心中一暖，也不再绕弯子“跃民，我想说的是，既然你要腌制糖蒜，能不能把这个项目交给金丘县来做？那里的人们勤劳朴实，手艺也好，我相信他们能把糖蒜腌制得非常好。这样既能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又能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

钟跃民一听，笑容更加灿烂了“媳妇儿，你这为金丘县可真是够操心的”

周晓白假装生气地说了一句“少废话，你就说行不行吧？”

钟跃民笑着回道“媳妇儿，我就喜欢你这霸道劲。放心吧，一切都听你的安排。”

周晓白脸颊微红，娇嗔道“讨厌！你就会哄我开心。”

钟跃民笑着调侃道：“媳妇儿，你得记住，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会支持你、爱护你。因为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周晓白正感动的时候，小海宸的声音从话筒里传了过来“妈妈、妈妈”

钟跃民刚刚晋升为副教授，本该是心情愉悦、意气风发的时刻。

然而，袁军和郑桐，还有学校里处的比较好的老师却偏偏爱拿他的新职称开涮。

每当见面，他们总是故意拖长音，嬉皮笑脸地喊着：“哟，这不是咱们的钟——副——教授嘛！”

那“副”字被他们拉得老长，听起来颇有几分戏谑的意味。

钟跃民虽然表面上并不在意，但心里也清楚，这个“副”字在职称上确实有着一些微妙的含义。

在体制内，副职往往被视为一个相对清闲、无法掌握大权的职位。就像副驾驶一样，很多时候只是干坐着，并不需要承担太多的责任和工作。

更重要的是，副职在很多时候都扮演着背黑锅的角色。

正职通常负责把握大方向，掌握权力核心，他们发表的看法和指示往往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绝对不会出错的。

而副职则需要按照这些指示去执行，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却需要自己去把握深浅和程度，稍有不慎就可能成为替罪羊。

在学校里，钟跃民作为副教授，并没有所谓的“背锅”问题。

教授与副教授之间的差距，不仅仅体现在地位和收入上，更重要的是，正教授往往都是学科带头人，具有更高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

对于钟跃民来说，他深知自己距离正教授的标准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能够评为副教授，他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了。

然而，这并不代表他乐意被人喊作“副教授”。在学术界，一般的规矩是在称呼上都不带“副”字，这也是对学者的一种尊重和认可。

大学里的称呼学其实受到了官场的影响。六十年代，中央曾经下发过多份关于称呼问题的通知，要求今后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互称同志。

然而，这些规定最终都没有坚持下来，人们还是习惯于按照职位和头衔来称呼对方。

钟跃民下课刚踏入办公室，就迎来了朱建国和刘岩松的“热情”问候“哟！这不是我们的钟‘副’教授嘛，大驾光临啊！”

刘岩松调侃道，而朱建国则紧随其后，一脸笑意地喊道：“钟‘副’教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