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是整个大萧条的转折之年，长期以来，面对经济危机，胡佛1直都相信着市场和经济的自我调整能力，但同样没有放弃政府的干预，金融救市、对工农业的恢复和以工代赈都有。

但对经济危机的两大误解和其本人的能力问题严重阻碍了其政策的施行，大幅拔高政府财政支出的同时却未能达成相应的效果。

而罗斯福的成功也正建立于此之上，与胡佛是1体两面。

首先，胡佛本身的能力不足以应对经济危机，他无法团结国会，无法取信于民众，甚至不能保证政府上下做到齐心协力。

与之相比，罗斯福能够以绝对的政治手腕整合国会、政府、军队以及民众，法院也支持他。

而英国的国民内阁则最大程度的发挥了其作用，有英王的背书，各政党寻求着最大公约数，从而稳定了政治，也稳定了国家，纵然在其中问题不断，失业情况相对来说不比美国好多少，但却没有1次又1次的萧条风潮出现。

左念微上台也是同样的问题，以左念微为首的党政1体政党掌握着农村与城市的基层组织，保证政府的政策能够下到农村、下到工厂，这与以孙黄为代表的国会政党完全不同，他们没这个能力。

这也是左念微敢于迎接这场风潮的底气，因为人民的信任，这是很难得的，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左念微指挥了甲午战争和中俄战争的胜利，组织了两次土地改革，建立了1体政党，这种威望是别人比不了的。

1次元旦演讲，揭开了资本的脓疮，也安定了百姓的心，而随之而来的小半年的危机风潮不过是资本市场的波动，但这本就是“坏账”，大萧条只是让坏账提前集中炸了而已，对于中国经济本身并没有什么影响。

在基层大体稳定的大背景下，政府保持着良好的行政能力，国会依然能够按时按质的通过法案，支持左念微的行动，军队更是在左念微手中，几十年来没有丝毫的动弹。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市场没有饱和，生产没有过剩，大萧条的影响对于中国来说依然只是金融业的恐慌，还没有向其他方面发展。

毕竟，大萧条与打倒3座大山，实现工业化，孰难孰易？

凡是要扶持傀儡应对的专权者，都是常凯申之流，不过是无担当，无能力，无信仰的3无产品！

次之，是对大萧条的政策的认知，胡佛从头至尾都坚信“美国的个人自由主义”，这是他自己提出的，也是他在战后萧条中观察所得，并非是完全的空想。

其施政的原则是建立在各经济部门合作的基础上的自治，因而胡佛的1切政策也都是为了恢复这种自治状态，让市场和经济回到正轨。

但胡佛本身的能力限制了他的政策实施，1932年是其政策走向巅峰与真正失败的1年：

1932年，胡佛继续扩大了公共工程的数量，提高了以工代赈的力度，但却未能拯救就业，失业人数依然高涨；

1932年1月，胡佛在1931年的金融复兴措施的基础上，建立了金融复兴公司，签署了恢复法案和格拉斯法案，为银行提供贷款和保障，但最终却在第4次银行危机中彻底失败。

1932年6月和7月，胡佛批准了8500万蒲氏耳的小麦用于赈济，而此前3年中，他已经建立了联邦农业局和谷物稳定公司，但除了吞噬本就不足的预算外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虽然看起来道路相同，但根本的指导思想的错误让胡佛的政策在实施中常常出现左右互搏的场景，而且胡佛的政策本身也很粗糙，没有罗斯福那样稳定和细致。

相比之下，左念微的政策就要细致的多，长期以来实行国家干预经济政策和国营企业的经营研究让政府在对市场的宏观调控中表现得比较成熟。

而左念微对经济危机的洞见和长期以来的工作经验，也让政府的引导不会走上偏路，基于中国基本国情制定的政策与中国的危机表现有着良好的适性，拂去金融恐慌的浮尘，可以看到重回快车道的国家。

最后是对大萧条产生的原因的认知，胡佛自始至终都不认为大萧条的根源在美国，而在国外。

这种错误的认知严重干扰了胡佛对大萧条的预判和应对，而其他国家显然没有这种想法，但其他国家又无法解决美国的问题，经济危机就只能这么1直持续下去。

由于本位面咆哮的2十年代中，受中国经济腾飞的影响，美国的投资和生产能力也得到了1定提升，1929年的生产总值达到了1136亿美元。

然而，攀得越高，摔得自然也就越疼，1930年随着胡佛总统1声令下，全世界都开始高筑关税壁垒，又因为伦敦经济峰会引起了第3次银行危机，这1场本应在罗斯福时期召开的经济峰会在胡佛时代降临，让本就糟糕的美国金融界雪上加霜，工农业随之而动。

大萧条的风将美国的繁荣吹走，而中国则在后面默默的越过了美国。

但左念微并不关心美国如何如何，纵然今年上半年美国的生产总值已跌至1929年上半年的1半不到，尽管中国在上半年的生产总值超过了美国，但这都不重要，美国会回过气的，尽管需要较长的1段时间。

左念微现在正坐在回京的火车上，前段时间，左念微观看了海军的演习，这种规模的演习两年1次，每1次都是对这两年新产生的理论进行验证的好机会，演习再次证明了航母在前卫打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但也依然表现出其作战时间、作战区段受限和脆弱。

不过，对于航母派来说，他们关注到的是航母打击能力的加强和飞机战术的变化，对于火炮派，他们关注到的是航母的前卫战能力和相对于舰载水机更加稳定的侦察能力。

但左念微显然是无意分心于此，此前已经与海军有过交流了，左念微现在正关注的是英国提出的经贸问题。

中国良好的经济状况和已经被刺激出来的市场引起了英国人的垂涎，过去是没得选，现在有的选了，英国人显然不想找苦吃。

各国各贸易区之间高筑的关税壁垒已经折磨各国许久了，1931年末，在经历了长期的谈判之后，中国与德国建立了特殊的外贸渠道，在这个渠道中，双方采用华元作为记账工具，进行实物贸易，相比于大萧条之前甚至还要方便1点。

两个平等国家之间，在大萧条的关税壁垒的背景下建立起的不受影响的繁荣贸易，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无疑是极大的吸引了英国。

再加上伦敦经济峰会的失败，让英国寻找其他的解决方案，1时半会儿无法与美国达成什么条约，英国自然也就将目光投向了中国。

其核心诉求主要有两方面，其1是实现贸易的自由，其2是化解政府间债务。

客观上来讲，这两点并无不妥，但贸易的保证和结算工具，以及债务问题都没有达成共识，英国人完全不想吃亏，既然如此，中国也没有必要上赶子去谈。

放下整理好的文件，左念微略微捏了捏眉心，刚刚准备去午休，结果突然听到门口的传来的声音：

“报告，湖北荆州府、宜昌府爆发血吸虫传染病，累及十余县，情况严峻。”

闻言，左念微精神1振，立即站了起来，从警卫员手中接过1张电报，其上内容比较详细，对寄生虫的传染病情况进行了1些介绍。

只是，短短几行字间，能够1窥当地的惨状：

「各县轻则医院无立锥地，重则如若鬼蜮」

血吸虫病在中国流行了至少两千年，在现代医学出现之前，人们无从知晓这种疾病的病因。

古人将之归为蛊症，称之为水蛊、水毒、溪毒、大腹症等等。

东晋名医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中就有「水毒中人……虫食5脏，热极烦毒。良医不能疗」之载；唐朝名医孙思邈亦在《千金要方》里记「有人患水肿，腹大4肢细腹坚如石……此终身疾，不可强治」之说。

在中国，血吸虫的名是在3十多年前的1899年，当时上海地区血吸虫病大规模爆发，近万人感染，上海格致大学医学院首次通过显微镜发现了致病的血吸虫尾蚴，并进行了命名。

至共和2年。即西历1902年，根据卫生部的调查，中国南方十余个省份的3百5十多个府县均有血吸虫病流行，已患病人数超过1千8百万，处在疫区，可能染病的人数则超过1亿5千万。

由于中国农村地区缺乏现代医疗条件，大多数人得不到有效治疗，随着病情进展恶化，肝硬化、脾肿大、腹水、消瘦随之而来，最终殒命。

作为重灾区的鄱阳湖流域，十几年的时间里，仅仅都昌县就有上千户人家因此绝户，十几个村子里从未诞下1个婴儿。

第1次系统防治始于1904年，伴随着基层组织的建立而进行，但受限于能力，效果寥寥，此后连续十多年，进度1直比较缓慢，1直到1910年后，各项防治措施才逐渐形成，情况逐渐好转。

到20年代初，随着1批药物的出现，血吸虫病的情况才逐渐有了好转，而后左念微推行的赤脚医生计划也大大推动了血吸虫病的防治。

从1928年至1930年，3年时间里，都没有出现比较严重的疫病，只是0星感染，如今为什么突然出现大规模的爆发？

……

其实这1章里面的很多东西我之前的章节都尝试写过，但没办法写，土地改革、基层组织、党政组织、军事改革以及与封建洋务派、军国及维新派、旧民主政党等的斗争和改革都是没办法写的，我之前写了1点，全都被改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