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莘农先生有句名言：“医道之难也，难于辨证；辨证之难，难于验体。体质验明，阴阳可别，虚实可分，病证之或浅或深，在脏在腑，也可明，而后可以治病，此医家不易之准绳也。”

自古以来，医道之路崎岖坎坷，其中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准确地辨证论治。

而要做到精准辨证，其困难之处又在于对患者体质的精确判断和验证。

只有当医者能够清晰地辨明患者的体质特征时，才能进一步区分出人体内部的阴阳变化、虚实差异。

如此一来，病症究竟是浅显还是深重，病灶所在是五脏六腑中的哪一处，都能一目了然。

在此基础之上，方可对症下药，施展医术，这乃是历代医家始终遵循且不可变更的准则啊！

所谓殊途同归，其实在咱们国内也并非没有名医知晓体质的重要性。

这些经验丰富的医生们经过长年累月的临床实践，自然也是深有体会的。

然而，与日本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汇聚起众人的力量，历经数代人的不懈努力和心血付出，从而最终成功地构建出一个拥有完整汉方医学体系的架构来。

日本的汉方医学，是在几代人的努力下，由众多如同大塚敬节、矢数道明、龙野一郎级别的大佬们协力创建而出的，虽然这种盛况在当下的日本已经成为了绝响但不得不说，他们给日本的汉方医学界留下了宝贵财富！

林动听罢，内心不禁深受触动。

他回想起自己曾经遇到过的案例：同样都是使用地黄这味药材，有个身材消瘦的女子仅仅服用 25 g便感觉到腹部明显地下坠不适；但与此同时，却有位年迈的老者治疗失眠便秘即便用上了足足 50 g之多，其大便状况依旧保持着正常状态。

由此可见，个体之间的差异之大实在令人惊叹！

不仅如此，现今还有不少初涉中医领域的新手们，在面对中药用量这个问题时，往往习惯于生搬硬套书本上所记载的常规剂量。

他们总是一味地认为只要按照既定的标准去用药就能万无一失。

更有甚者，如今在网络之上还甚嚣尘上地宣扬着重剂方能取得显著疗效这样一种观点。殊不知，这种片面且盲目的看法很可能会给患者带来意想不到的危害。

林动不禁在心中轻轻叹息一声，只觉这医学之路宛如崇山峻岭般艰险崎岖。

回想起自己刚刚学有所成时所取得的那一点点小成就，此刻在这个场合之中竟然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面对眼前众多医术精湛、经验丰富的前辈们，林动那颗原本有些自满的心瞬间被谦逊和求知欲所填满。

与此同时，在另一边的李介宾则陷入了沉思当中。

当他聆听着黄教授讲述朱莘农的言论时，也不得不承认其中确实蕴含着一定的道理。

然而，经过一番仔细思考后，李介宾发现这些观点与黄教授现今所倡导的理论相较而言，虽然有着一脉相承的思路，但是实际上已然是大相径庭的两码事了。

“正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李介宾暗自思忖着，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

他觉得这种学术上的传承与发展正是推动医学不断进步的动力源泉所在。

或许正是因为有了像黄教授这样敢于突破传统、勇于创新的学者存在，才能够让医学领域得以持续焕发出勃勃生机。

想到此处，李介宾对于未来医学研究的方向越发充满了期待。

“朱莘农先生辨体质多从望诊和切诊入手，尤其擅长咽诊与脐诊我无缘亲睹朱莘农先生诊病的风采，但从夏弈钧、邢鹂江两位先生的用药看，他们非常重视客观指征，常常凝视，或者按压腹部，或查看咽喉，思索之后，当机立断说：此人要用桂枝！、此人要用黄连！、此人是桂甘龙牡汤证！”

黄教授言语生动，模仿其场景，引得众人欢笑。

“这种以药—人相应、方—人相应的思路，对我的临床思路形成影响很大，后来我入南中医攻读，有机会研读了柯韵伯的《伤寒来苏集》，其中以证类方的思路深深吸引了我，其后又翻阅了日本一贯堂的体质论，其简便易用的思路让我耳目一新这时我已经开始注意到不同体型、不同体貌的患者在辨证用药上的不同了。”

“自此，我将临床诊疗的思路从单纯的症状辨别以及对病论治转向了辨体质论治。”

就在这个时候，黄教授终于初步踏出了属于他自己的独特道路。

当众人听闻此处时，在场的每一个人可都并非是那些只会在网络上胡乱喷人的键盘侠，而是来自各地的真正专家和教授。他们皆具备着深厚的专业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

因此，对于黄教授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其背后所付出的努力与艰辛，这些专业人士们仅仅只是一听完便能够心领神会、完全理解其中的奥妙所在。

如此一来，之前那种认为黄教授是依靠充当二道贩子才得以发家致富的念头，此刻已经荡然无存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想必各位也都有所耳闻了。

黄教授在前往日本京都大学医学部深造之时，机缘巧合之下获取到了细野史郎所著的《汉方医学十讲》一书。

此后，他更是每周雷打不动地参与细野诊疗所举办的读书会活动。

在此过程中，黄教授凭借着自身对中医理论的深刻理解与创新思维，为了让相关知识更易于记忆且具备实用性，果敢地采用药物名称来定义不同的体质类型，并由此开创性地提出了“药人”这一全新概念。

待其学成归国以后，黄教授不辞辛劳地对所学所得加以梳理总结，最终编撰成册并定名为《中医十大类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