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孝达成为全权特使，这一次去爱乌罕完成任务之后，可能还要到波斯去，没有个一年半载是别想回来了。

董良必须要给自己选择一个新的侍从室主任，协助自己的工作。

这个岗位的级别不高，但是发展前景却非常好，而且每次都是董良亲自挑选。能够担任这个职位，意味着能够得到元首手把手的培养。

只要能够担任侍从室主任，出来之后最少也是一个地方大员。就连那些侍从室底下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都能够外放一个不错的职位。

有人将侍从室工作过得人称为元首党，他们的数量确实不少，很多人担任官府的重要职位。

张孝达这次担任元首全权特使，就挂了一个外交部副总长的职衔。谁都知道，他这次要是圆满完成了任务，回来之后一定还会提升，说不定会成为正儿八经的副总长。

可是这人选到底给谁呢？董良并没有提前想好。

刚巧，苏达前往京城参加会议，抽空回了一趟元首府。

师徒二人在元首府的小花园中一边散步，一边聊天，董良想要通过苏达了解到更多基层官员工作的现状。苏达也有很多困惑想要请教自己的老师。

苏达知道董良为何将他放在地方上工作，他每次过来都会将自己的一些见闻和感受整理归纳出来，然后详细地跟董良汇报。

“老师，我在下面呆了将近两年时间，基层的工作真的非常难做，下面的人并不像中枢这样讲规矩。中枢只需要与地方政府和部门打交道，只要在自己的职能框架之内，照章办事就行。”

他的话锋一转继续说道：“但是在底下，你就不能完全照章办事了，否则真的可能什么事情都办不成。老百姓更习惯按照自己的认知和习惯来处理事情。”

董良点头道：“我明白，你们在基层，一方面要发展地方经济，另一方面要维护地方稳定，消除各种矛盾。然而在和平年代，大部分的矛盾都是在地方上产生的。”

这一点，在基层工作的苏达感受最深，地方上的矛盾似乎是无穷无尽的，解决一个又会冒出新的来。看似不关痛痒，但是累积了之后又会变成大问题。

就比如，县里之前将山地承包给集体，集体分给了每一户人家，这承包期只有三年时间。

有人心想，反正三年之后，这片山林就不是我家的，那么好了，我就可劲儿地砍树赚钱，砍了之后也不补种。

哪怕是华族制定了林木保护法规，也挡不住百姓偷偷砍伐自家的林地。

于是县里将这些山林再次收回集体。可是这样问题就更多，集体的百姓串联在一起去偷偷砍伐，因为工业的发展，木材的缺口加大，价格提升，而从远东和南洋运送木材回来，那成本也更高。

另外农村地区依然是一些大家族聚居在一起，家族的长辈在村子里面拥有很大的话语权。

相比于政府指定的村长，他们更加愿意相信自己的族长，还有一些村子，村长的位置依然被大家族掌控，一些小姓的人家在村子里抬不起头做人，总是受到无形的压制。

“老师，您知道那些村子里的小姓人家是怎样对抗这些大姓的吗？”苏达卖了一个关子。

董良饶有兴致地看向他，自然没有回答。

基层治理的问题一直都是华族的重要课题，也是华族治理这个国家的重大难题。

过去的几干年时间，朝廷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五个字——“皇权不下乡”。

这是一种无奈，哪一个朝廷也不想将农村收税的权力交到大族的手中，他们为此不得不跟一些大族妥协，将自己的好不容易抓在手中的权力分给各个家族一部分。

苏达见董良询问的眼神，也不敢继续卖关子，于是说道：“他们的办法就是多生孩子，只要家里的女性能生，就一直生下去，哪怕是穷，哪怕是过得更苦，他们也不在乎，他们只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够有更多的兄弟姐妹相互照护。”

董良也出身乡下，对此感触颇深。

一个村子最后几大家族之间的平衡，竟然是依靠女子的子宫。

“这种办法看似原始朴素，实际上也并非不可取。”

董良终于开口了，他的回答却出乎苏达的预料。他并没有完全否认百姓的这种原始的应对方式。

苏达一脸难以置信地问道：“老师，您也认可这种办法吗？不是应该由官府去加以干预吗？”

董良摇摇头道：“官府的干预要有，百姓自己的办法也要鼓励。官府的办法不是万能的，相信你在基层已经深有感触。我们有时候干方百计想要推进的事情，甚至可能会遭到百姓的抵触，有时候治理百姓就跟治水是一个道理。”

“堵不如疏？”苏达道。

“堵并非都是不好的，疏通当然更加重要，至于什么时候堵，什么时候疏通，那就要看实际的情况。你看我们内阁中枢为何很少下具体的指令，大部分情况下只是给地方上一个目标。这是给你们发挥的空间，也是为了不限制你们的执行空间。”

苏达点头道：“确实这样，底下的人时常会抱怨，中枢总是将难题抛给地方，原来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