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阻止了工部差事酝酿的可怕丑闻，并且通过钱景和张余德就他们所建议的皇商的小问题做了一笔交易，以牺牲赵贞吉利益为代价，于可远摆脱了严重困局。而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后，他决定好好考虑一下各种抉择。

首先一点清楚的是，张余德必须离开，他实在太笨拙了，虽然他对于可远还是极有用的，但在某些政治抉择上，他还是缺乏那种应该时常显露出的精明、灵活和谨慎。

当然这个想法的内在矛盾，其实是于可远正式踏入大明朝堂权力巅峰之前，发现自己对身边人的看法处于混乱不堪的状态，当然这完全是后话了。

无论如何，打发走这个“自命清高”，很容易被人收买的张余德去那些重要的部衙——都察院、通政使司——去做他那艰难的考察任务后，于可远也如释重负了一些。最近这段时间，他很少感受到这样轻松，仿佛现在才开始赢得时间。

然后就是钱景。

现在她可以大致上对钱景，尤其是像钱景这样类似的文官得出一些结论。他开始认识到，出乎他意料的是，在一些相对清廉的部衙里，这类人确实近乎他们所自诩的那么聪明。但，一个文官自身实际上没有目的或者目标需要去努力达成，尤其是他们还未身居高位，那么他们的智商和情商通常都用来避免犯错。

尤其是大明朝，官员在很短时间内就能频繁调任，这是为了让他们在升迁过程中获得更多的经验。但是，这只能确保他们从不会对一种政见的成功与否产生任何兴致，而任何稍微复杂的差事都需要很多年的时间，所以官员往往在这过程之前就不得不离开，要么在其开始之后很久才来。这也就意味着，你永远不可能将责任或者失败的原因归咎在任何个人身上：在失败时，负责的官员会说开错了头，而在开始时，负责的官员会说是收错了尾。

正如工部这项差事，虽然问题的源头在高拱身上，但很难说这整个事件里，就没有其他官员参与，尤其经过钱景和张余德这番算计，更是将赵贞吉也拉下了水，大家都有错，那么皆大欢喜的选择就是，大家都对错误视而不见，当一个环境中只有两种声音，而这两种声音达成一致，便是真理。

最怪异的是，似乎所有官员都赞成这套默契的共识，他们也不愿意自己某一天会卷入其他人政策上的失败。政策是所有大臣，是六部九卿各个部衙共同的事。但堂官们却会因为这些政策而失败。这既是居高者的幸运，也是居高者的不幸。

官员们自视为一心为公，公正无私，试图以完全不偏不倚的公心贯彻执行上司们认为合适的任何差事。

除非他们没有这样。但他们有吗？谁又知道答案？因为官员们都不谋而合地总是设法把不同派系的大人们引向“共同立场”。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把水搅浑，大家都别太干净。

出淤泥而不染，在官场是绝对行不通的，起码古代不行。

当然，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或许也是帝王希望看到的。他们希望无论是谁在任，某些事情都能不断地贯彻执行。

但考虑到避免犯错是很多官员的首要任务，那让人意外的就是他们到底犯了多少错误！

……

詹事府是明朝初创的中央机构，设于明洪武朝，主要从事的是皇子或皇帝的内务服务。洪武十五年，改定左、右春坊官，各置庶子、谕德、中允、赞善、司直郎，又各设大学士。随即又定司经局官，设洗马、校书、正字。二十二年，因属官太多而无所统率，才设詹事院以总之。二十五年改名詹事府，驾驭左春坊、右春坊、司经局等部门,统府、坊、局之政事，置正三品詹事一人，正四品少詹事两人，正六品府丞2人。从七品主簿厅主簿1人，正九品录事2人，通事舍人2人。

其中左春坊有正五品大学士，正五品左庶子、从五品左谕德各一人，正六品左中允、从六品左赞善、从六品左司直郎各两人，从八品左清纪郎一人，从九品左司谏2人。右春坊的官员设置如左春坊。

詹事府官员对太子的影响最为直接，因而明太祖朱元璋慎择其人，常以勋旧大臣兼领其职。英宗天顺以前，或尚书、侍郎、都御史兼任。宪宗成化以后，例以礼部尚书、侍郎由翰林出身者兼掌之，明太祖规定宫官由廷臣兼领，其谋虑是很深远的。

因而进了詹事府，某种程度来说就已经是太子党了。当然裕王即便是登极，也没有被嘉靖亲封为太子，但眼下景王病重将逝，他虽无太子之名，已有太子之实。

于可远自从被封为詹士府少詹事以来，很少进詹士府。今天是为数不多的一回，当然也都是为了处置日常事务，还有为稍晚一些的裕王府议事做准备。

跟所有稍具理智的大臣一样，于可远这时已经将重心逐渐转移向裕王府，因而对这次议事十分关注。虽然朝廷官员的任免实际上都由嘉靖决定，但他的实权和影响力已经逐渐移交到裕王身上，这其中既有嘉靖有意为之，也有无可奈何。

一个储君千万不能让自己在朝臣面前像个白痴，如果他不学会在那里做出让人满意的表现，即便能坐稳这个位子，也只是一个傀儡。

而这种议事，也会愈发频繁。而这种议事某种程度来说，就像是把待宰的羔羊扔给屠夫，或者是将一只肥鸡丢进饿狼堆里。今天这场议事不知谁又将成为问询的中心，但总归快要轮到自己了。

前些日子，赵贞吉有幸被邀请进了裕王府，成为议事被问询的中心，能看出来这种事对赵贞吉而言是既痛苦又快乐的，痛苦之处在于他那些谬论要被人当面指责，快乐之处在于他能踏入裕王府。当然他不是一人来战，在户部，有不少他的吹捧之人——又或者说不得不吹捧他的人，专门用全天时间为各种可能提出的补充问题收集答案。所以这场议事，也只是让他稍微难堪一些，高拱、张居正和谭纶也稍微留情了一些，毕竟这是在裕王府。他逃过一劫了！

而通常来讲，于可远会比那些官员——尤其是钱景这样的官员更能猜透一个议事的政治内涵。

但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今天这场议事竟是一场灾难！一场完全没有预见到的大祸事！

当然他的确设法从失败之中，以极大的代价获得了惨胜。

他一大早就来到詹事府，为的就是因给朝廷寻到新的皇商，并解决了高拱的后顾之忧而被调任——升迁为詹事府正六品府丞的钱景，把所有——自以为！——可能提出的补充问题都重新过了一遍，还在午膳时让被调任到通政使司的张余德也捉摸了一番。

第一个问题是赵贞吉提出的，他询问于可远关于内阁承诺减少翰林院、通政使司和都察院官员人数一事。

他早就准备好了回答，话说得有些自我吹嘘——吹的当然是提出这个政策的高拱，不是他自己！

“内阁现在已经实现了当初答应的，翰林院、通政使司和都察院两成官员的减少，而且实际上正在进一步节省开支。何况通政使司官员的俸禄本就稍低一些，近段时间以来因为海瑞一事，受到不少抨击和质疑，属下想就此机会为内阁对通政使司的顺利运作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表达自己的一番敬意。”

赵贞吉冷笑道：“我敢肯定，通政使司也一定会欢迎于大人这番言谈。我很怀疑于大人这番话是不是身后的那些官员所写，据我所知，那个张余德和钱景就很合于大人的心意，最近更是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但不管怎样，于大人还是出色地读了出来。但于大人是否能回答，为何内阁承诺的官员减少与实际情况有出入？我来引述一下吏部的报告，吏部很担心官员的增长，只这半年来，我大明朝官员的数量便有半成的增长。不过，如果把某些不入流官员的数量增加上，又或者说某些大人身后的智囊团，诸如幕僚一类，虽然没有明确的官职在身，每年却也要拿出不少的俸禄和福利，或许就不止半成了。当然，如于大人所言的，通政使司、都察院和翰林院的官员，如果将一些即将调任到其他部衙的官员提前写进名单里，而刚刚进入翰林院，却没有及时向吏部报备的，这些数量加在一起，或许也就有于大人提到的一成之数了。于大人也是翰林院的官员，是否愿意评论一下这套卑劣的欺瞒手法？正如你一贯所为的那样！”

是什么人将这些隐晦的事情透露给赵贞吉的，当然不是，这是心照不宣的事情。冗员问题何其难解，怎么可能是高拱三言两语的提议就能解决，如今以翰林院、都察院和通政使司这三个清水衙门试水，其实就是给百官和百姓看的，谁都不敢真的动这个官员体系，这意味着要从根本上否决朱家的祖宗家法。

但什么也不做，就会有海瑞王用汲之流的官员出来说话。

这是必要的作秀。

他赵贞吉当面戳破了这个默契，未免不厚道，也是在打高拱的脸。赵贞吉或许是因为于可远摆了他一道，有些失心疯了，这时还带着一种抑制不住的喜悦的表情，阴鸷的脸上透着兴奋。

所有人都望向于可远，等着他来回答。

或许，于可远还会使用什么花招，简单地用改名换姓的法子来掩盖这些部衙官员的数量增加。但无论怎样，人多了就是多了，这事看来会成为一件真正的丑闻，而丑闻无论用什么称呼，都仍然是丑闻，当然这丑闻只会落在高拱头顶，而不是自己身上。

如果将这个秘密保住了，那么三个部衙一成官员的减少就能遮掩住大明王朝半成官员总数的增加，就会被认为是一个漂亮的手法——可一旦泄露出来，就一下自己进入了卑鄙欺诈的行列。更有甚者，是一次不成功的卑鄙欺诈，绝对是最糟糕的那种。

于可远在这样的状况下，搪塞得相当好。